【环球华语2020年4月16日转《纽约时报》】四月十二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发表6000余字长篇调查报道，详细推演疫情爆发以来各级幕僚如何报警而特朗普总统如何忽视的故事及大量细节，可谓迄今最翔实的“批特”长稿。报道团队的豪华程度也为笔者所仅见：6位记者中有5位普利策奖获得者（其中2位获得过三次普利策奖）、3位资深白宫记者（详见文末简介）。
▲《纽约时报》4月12日报纸头版局部
该文标题纸媒与网站略有不同：纸媒标题为《虽一再及时预警，特朗普仍行动迟钝》（Despite Timely Alerts, Trump Was Slow to Act）；提前数小时发布的官网标题为《特朗普战疫失败的背后：他早该有所预见》（He Could Have Seen What Was Coming: Behind Trump’s Failure on the Virus）。
此文立即成为舆论热点，文末评论在4月13日凌晨关闭前已达4611条。我看了前10条，都持赞成态度，平均每条都在300字以上，被推荐次数平均在3000次左右。此文较4月4日《华盛顿邮报》的同类报道更加刺痛了特朗普。北京时间昨天上午9：09，他发推文予以反击，大骂《纽约时报》的报道为假新闻。
那么这篇长文究竟说了哪些事实？文中呈现出了美国总统与复杂的职能部门之间怎样一种关系图景？现匆匆编译（略有删节），与大家分享。如有编译错误，也盼指正。
▲特朗普4月12日发推大骂纽时“假新闻”（推特截图）
▲特朗普上月说，“没人知道这会成为一场大流行病。”（纽时插图）
特朗普战疫失败的背后：他早该有所预见
【华盛顿】“无论采取何种措施，情况都将变得糟糕，”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DVA）高级医学顾问麦彻（Carter Mecher）博士1月28日在写给一个由政府官员和高校专家组成的公共卫生专家团队的邮件中说，“疫情爆发的规模将会难以置信。”
在美国首例新冠病毒被发现一周后，或者说在特朗普总统终于在全国采取严厉措施应对疫情之前6星期，麦彻一直在呼吁高层公共卫生官僚们赶紧清醒并为采取更激进行动做好准备。
这群高层专家团队被戏称为“红色利剑”（Red Down，1984年一部反恐电影名）。麦彻在给他们的信中说：“你们这些人嘲笑我关于关闭学校的呼吁。现在我仍要大声疾呼：关闭高校。”
他的疾呼并不孤独。整个1月份，在美国政府内部，从白宫顾问到幕僚专家再到情报官员，都提到这场危机，并不断发出警示，明确提出采取重大行动的必要性。但这个月，特朗普先生对此一概忽略而忙于应付其他事物。
即便在1月底特朗普采取第一个实质行动（限制中国旅客入境）后，公共卫生部门仍陷入政府内部的经济、政治等议题争论，因而延缓了向国会争取资金、采购必要的医疗物资、弥补检测短板、开始居家隔离等措施的实施。
彼时特朗普正处于众议院弹劾的阴影及参议院审决的中期，其对疫情的反应充斥着对所谓“深层团队”（Deep State，借用前两年一部美剧《真相计划》的名称）的疑虑和不屑。“深层团队”恰指政府内经验丰富的专家，这些经验将有助于帮助总统采取延缓疫情发展、拯救更多生命的有效步骤。
相应的决策也因政府团队中关于如何对付中国的长期争论而变得更加复杂。起初，疫情并未影响北京与白宫的贸易磋商，但后来却使得世界两大领导国家在应对21世纪第一场真正的全球威胁中产生了分裂。
接受采访的十几位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披露了大量未曾报道过的细节，这些细节构成一幅总统在应对致命病毒蔓延时犹豫不决的图景：
——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在1月初获得病毒可能在美国蔓延的情报后的一二周内，就提交了关于居家办公和封闭像芝加哥这样规模的大都市的选项，但特朗普一直拒绝，直至3月份。
——在特朗普拒绝数周后的1月29日，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在一份备忘录中描绘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惊人潜在危机：将带来多达50万人死亡和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卫生和公众服务部(HHS)部长阿扎二世（Alex M. Azar Ⅱ）于1月30日在给特朗普的电话中，直接警示疾病大流行的可能性。这是他在两周内第二次向总统报警。当时正在空军一号上开始对中东访问的总统，回应阿扎说是过于危言耸听了。
——阿扎于2月告知公众说，美国政府已经在5个大城市建立了“监测”系统，以监测病毒传播情况和帮助专家发现下一个热点区域。然而这一做法已经迟了数周，这一迟缓导致行政部门几乎无法检视病毒传播的速度。“我们正驾驶着没有电子仪器的飞机飞行，”一位官员说。
——到了2月份的第三周，顶级公共卫生专家得出结论说，他们必须向特朗普建议一种新方法，即向全国人民发出警示并呼吁采取包括居家办公和社交分离（social distancing）在内的措施。但这一建议又被拖延数周才被总统不情愿地接纳，而正是这数周时间，病毒大范围地畅行无阻。
当特朗普于3月中旬终于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分离并由此导致经济大震动时，他显得惊恐而气馁，据与之来往密切的人说。有一人形容他面对危机时显得“挫折”和“困惑”，原因是他视为二次选举之赌注的经济突然间陷入混乱。
据知情者说，他通过举行每日记者会才重新振作起来。在这些记者会上，他经常企图改写数月以来的抗疫史。有一次他宣称，他“在这疫情被定为大流行病之前很久，就感觉到它是大流行病”。在解释为何未能让公众对疫情做好准备时，他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拉拉队长（cheerleader）”。
特朗普的同盟者和部分政府官员说，对特朗普的批评有欠公允。他们说，中国政府误-导了其他政府。他们坚持认为，总统既未获得恰当的信息，周边幕僚也未能针对威胁传递足够的警示。他们辩解说，在一些情况下，某些特殊官员的话对他而言又缺乏可信度。而一旦他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正确的信息，他就立即采取行动了。
白宫发言人迪尔（Judd Deere）说：“当媒体和民主党人在1月和2月份还拒绝承认病毒的严重性时，特朗普总统就已采取大胆行动以保护美国人民，并在联邦政府层面开足马力抑制病毒传播和扩大检测范围，以及在我们对病毒感染能力和无症状传播尚缺乏准确认知时，就促进疫苗的研制生产。”
事实上，在整个抗疫过程中，特朗普有好几次机会可以在病毒传播之前采取行动，而非跟在病毒后面疲于追赶。一些内部讨论已经向他呈现多个清晰的选项，他也有很多机会可以选择询问进一步细节和了解更多情况。
想象中的封城
对政府的公共卫生团队而言，2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已经很清楚，疫情爆发地区的学校和商业都应停摆。但在特朗普白宫的颠簸摇摆中，又花去3个星期，人们才得以说服总统采取行动。这一拖延导致病毒失控并带来严重后果。
当卫生部应灾局顶级官员卡德莱克（Robert Kadlec）博士于2月21日召集抗疫团队开会时，他给出了非常紧迫的日程表。但在如何将病毒阻挡在美国之外的行政策略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分歧。他们同意采取封锁边界的方式阻断病毒传入，但问题是：何时行动？
▲卡德莱克一直敦促对疫情采取必要行动（纽时插图）
当时病毒在全球传播的警示频传，整个中东地区都出现传染病例。行政部门在通过实施检测来跟踪国内病毒传播方面却显得笨手笨脚。有关部门设立了一个小规模监测项目试图利用联邦流感跟踪系统来实施监测，最后也失败了。
在华盛顿，总统仍高枕无忧。他指出，到4月份之前，“当天气稍稍转暖，病毒就会奇迹般消失”。而那时，他的白宫已经向国会申请资金以应付全国大规模感染的潜在花费，卫生保障部门也对口罩、呼吸机等医疗设备的需求缺口感到担忧。
特朗普的下一步行动，将显著影响大流行病的走向——多少人感染，以及多少人死亡。
抗议团队为此集中进行了一次桌演，依据的是上年流感发展的实时图景。由卡德莱克组织的被称为“红色传染风暴”（Crimson Contagion）的推演，预测病毒将会导致1.1亿人感染，770万人住院治疗，58.6万人死亡。
面对可能发生的真正大流行，这个团队必须决定何时“封锁”以及如何减缓国内病毒传播直至研制出新疫苗。
根据《纽约时报》看到的这份日程表，时任卫生部长的阿扎应向特朗普提交减缓病毒传播的方法建议，“诸如关闭学校和取消聚集活动”，这被列为计划中的下一步恰当行动。
这次演示清晰明了。团队成员包括：国家卫生研究所福奇（Anthony S. Fauci）博士，疾控中心（CDC）雷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博士，以及时任白宫抗疫团队负责人的阿扎。团队认为，他们应当尽快采取社交分离措施，哪怕该措施会带来经济重挫和千百万美国人日常生活大受影响等风险。
▲特朗普3月中旬呼吁社交分离，但几乎立即谈论经济重启（纽时插图）
如果卡德莱克博士稍有犹豫，便可能再浪费2天时间。当时他收到佐治亚理工学院一个疫情研究团队成员的邮件。邮件称，有位20岁中国女青年感染了5个亲戚，而自己竟然毫无症状。这一信息令人崩溃：健康人也会在无意识中传染病毒。这一邮件促使他更快采取延缓病毒传播的行动。
他在回信中问：“这是真的吗？果如此，则我们的筛选和隔离计划中就有巨大的漏洞。”对方的回复简洁直率：“带有病毒的人现在到处都有。”
▲卡德莱克给佐治亚理工学院专家的邮件（纽时插图）
第二天，卡德莱克博士等人向特朗普提交一份题为《减缓疾病四步走》的报告，告知总统必须让美国人准备采取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了。
然而时隔数日，这份报告因总统的勃然大怒和内部的纷争分歧而被束之高阁。焦点被转向安抚民心和成功的信心，而非公众为减缓传播的大转折。
2月份这最后几天，可能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最能证明其无力或不愿听取幕僚警告的日子。相反，在公共健康灾难期间，他仍按照自己的传统政治剧本行事，以致在新冠病毒默默席卷全国时浪费了致命的时间机会。
卡德莱克团队想立即面见总统，但总统正在访问印度的途中。白宫同意两天后一旦总统回到国内，就安排会见。如果他们能说服总统转变策略，他们就可以立即开展全国范围内针对新情况的动员教育。
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同于2月14日提交的一份题为《美国政府应对2019新冠肺炎》的备忘录，显示即将采取的措施非常严厉，包括“大幅限制公众聚集，取消一切体育赛事和演出活动以及不能通过电话举行的因公、因私会议；考虑关闭学校；公共或私营机构一律居家办公”等。
该备忘录没有呼吁全国立即封城，但提到当“显著人传人”证据出现时，要采取“隔离和封锁措施”。
然而仅仅24小时，他们尚未获得向总统面呈的机会，计划就已泡汤。
2月25日，当特朗普走上空军一号舷梯由印度启程回国时，国家免疫与呼吸道疾病中心（CIRD）主任梅森尼尔博士忍不住未经授权便向公众发布了疫情警报。
不过梅森尼尔博士躲过了特朗普的枪口。彼时特朗普身边的人还没有告知总统，当然也没有获得总统批准。
经过18小时飞行而回到国内后，当看到梅森尼尔发布信息后的股市暴跌，特朗普不由怒火冲天。他是2月26日早晨6点左右落地的，愤怒的他立即致电阿扎部长，指责梅森尼尔博士毫无必要地导致公众恐慌。阿扎在与总统之间多个议题提交受挫以及所负责的大范围快速测试的失败，已经如履薄冰，此刻立即感受到自己的地位在下降。
原定当晚他与特朗普就社交分离等议题进行当面汇报的安排被取消，代之以总统在记者会上宣布由彭斯副总统负责白宫的抗疫行动。
▲彭斯（右）本月视察沃尔玛位于弗吉尼亚的一个发货仓库（纽时插图）
促使总统采取多种果断措施的努力失败了。彭斯及其助手们的焦点很清晰：不再发布令人惊讶的信息。由福奇博士和雷德菲尔德博士等卫生官员发布的媒体信息必须经彭斯办公室协调同意。3个多星期之后，特朗普才会宣布严格的社交分离措施，在此失去的时段内，病毒正加速蔓延。
2月26日之后的近3周直至3月16日，美国确诊新冠病例从15例增至4226例。从3月16日到现在，将近50万美国人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权威机构称还将有成千上万人感染。
中国因素
关于新冠病毒最早内部争论与中国有关。正是对中国持鹰派立场的人最早推动了对中国的旅行禁令。但也正是他们对中国的憎恨态度，瓦解了在一场全球危机中两大领导国家的更多合作努力。
早在1月初，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在与香港一位流行病学家通电话后感到了焦虑。
波廷杰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是对华鹰派人物。香港的这位医生是他的老朋友，在电话中突兀地告诉他：一种类似2003年SARS传染病的新的凶险疾病已在中国内地爆发。病毒比政府预计的传播速度还要快，很快就会传播到世界各地。
▲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波廷杰（左）是推动对华采取封锁措施的积极推动者（纽时插图）
SARS爆发期间，波廷杰是《华尔街日报》驻香港的记者，一直对SARS这高传染性疾病导致的很多人死亡记忆犹新。
17年之后，他的这位老朋友传递的信息直截了当：你们必须有所准备。对方警告说，发现于武汉的这一病毒可以被无症状的人传播。
这是给白宫的最早的警示。这一警示也体现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相关报告中。由于早期来自中情局（CIA）的评估信息并不比媒体公开的内容多多少，其他一些情报角落的信息就起到了更多的警报作用。
国务院一位流行病学家1月初在写给国家情报部门的报告中说，这种病毒很可能会在全球流行，且可能成为大流行病（pandemic）。国家医疗情报中心（NCMI）下属独立运作的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获得首批病毒信息后的数周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生化防御专家一面专注于武汉疫情发展，一面开始催促政府官员思考如果封锁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要做哪些准备。
▲3月底意大利一家医院的ICU病房（纽时插图）
1月中旬，病毒在中国传播的证据越来越多。波廷杰开始主持每日一次的疫情例会。他向他的上司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也发出警示，后者是国家安全顾问。
最早的警示看来是由波廷杰和其他对华持鹰派立场且有共同意识形态的人物提交的。他们提交的内容还包括公开谴责中国，而白宫内有人批评这是企图在新冠病毒传播至西欧及美国时分散民众注意力。
鹰派们的态度遭到特朗普的经济顾问们的反对，后者担心过于强硬的方式会破坏与中国正在完成的贸易协议，这是特朗普二次竞选的基石。
抱着怀疑乃至阴谋论的立场，波廷杰怀疑中国隐藏着黑色秘密，即所谓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的一家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
波廷杰于是频繁与包括中情局负责亚洲和大规模杀伤武器情报的人员在内的多个情报部门联系，四处寻找证据企图印证自己的推论。
结果什么证据也没找到。情报人员未从中国政府内部发现任何关于致命病毒泄漏等警示信息。但波廷杰仍坚信新冠疫情远比中国所认可的情况严重。而在白宫西楼，国内政策委员会（DPC）主任格罗根（Joe Grogan）也同样表示来自中国的威胁在上升。
在奥布莱恩的支持下，波廷杰成为1月份最后两周内说服总统限制中国旅游入境的推动力量。这是美国控制病毒蔓延的第一个实质性步骤，并成为后来特朗普总统不断用以证明自己行动迅速的重要证据。
除了与经济团队为敌，波廷杰等鹰派人物还要克服来自公共卫生专家方面的疑虑。
▲福奇（左）和雷德菲尔德作为政府公共卫生团队的领导人，支持政府于2月下旬采取严厉应对措施（纽时插图）
旅行限制通常在控制生物疾病爆发时并不总是奏效，因为这同时也限制了医护人员及其他公共救护人员抵达受灾地区的能力，卫生官员们说。而且这类措施反而会导致受感染者的逃离，导致疾病进一步蔓延。
但1月30日上午，阿扎接到福奇博士、雷德菲尔德博士等专家的电话，称他们改变了想法。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而美国已发现第一例在美国国内人传人的确诊病例。
由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率领的经济团队则继续坚持认为封锁对华往来会给全球旅游带来巨大威胁。经讨论，特朗普采纳了鹰派和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1月31日正式宣布限制中国人入境。
▲传染病和公共卫生专家1月28日写给联邦卫生顾问们的邮件（纽时插图）
这时，特朗普和其他高级官员开始小心谨慎以免进一步惹恼北京。除了担心影响贸易协议的签订，他们也明白与中国冲突升级会带来其他风险，即美国在药物和医疗防护装备方面高度依赖中国。
但鹰派们在2月份继续推行针对中国的批评立场。波廷杰和包括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内的其他人物一再施压政府新闻发言人在提到新冠病毒时采用“武汉病毒”说法。
蓬佩奥几乎在任何场合都使用这反中词汇，甚至在七国首脑会议上也试图将“武汉病毒”写入联合声明中。
包括彭斯助手在内的其他人，则反对采取公开强硬立场，他们担心得罪中国会导致中国政府取消医疗设备和药物等的供应以及在疫苗研究方面的合作。
▲中国武汉一家方舱医院里的新冠病人（纽时插图）
特朗普在3月中旬一直对中国保持温和态度，还赞扬习近平先生在抗疫工作方面的成绩。
但当特朗普被幕僚告知有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散布有关新冠病毒来源的新阴谋论时，情况突然改变了。特朗普很生气，在自己最喜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新信息。3月16日，他在推特里提到“中国病毒”。
特朗普的口水仗升级破坏了两国政府间共同应对全球威胁的尚存的合作可能性。这种互相怀疑损害了双方在研制药物和疫苗方面的合作。
即刻后果之一，便是从联邦到地方政府及各级医院出现对产自中国的医疗物资的奇缺。当马萨诸塞州好不容易购得中国产的120万只口罩后，还不得不求助新英格兰爱国者棒球队的克拉夫特（Robert K. Kraft），也是特朗普的同盟者，动用他自己的飞机，费尽周折将口罩运回美国。
混乱产生的后果
特朗普白宫的混乱文化助长了此次危机。缺乏计划性和执行力的欠缺，外加总统对新闻圈的特别关注以及他喜欢按自己直觉行事而不尊重数据，都耗费了时间成本乃至生命成本。
在白宫西楼，总统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被普遍认为易怒、自大、傲慢。他属于对华鹰派中的代表人物，1月下旬曾因限制中国人入境议题与白宫卫生专家产生冲突。
▲特朗普贸易顾问纳瓦罗警告说，新冠疫情将带来万亿美元的损失和上百万的感染甚至死亡（纽时插图）
因此，虽没让他加入早期抗疫团队，他却于1月29日向特朗普提交备忘录敦促其实施旅行限制，引起人们的注意。对这份不请自来的备忘录，特朗普表示不喜欢纳瓦罗这样的书面警示。
面对3月份疫情的无情恶化，内部冲突和长远计划的缺失带来了严重后果。它们拖累了总统的反应速度，在执行和计划方面问题重重，包括拖延从国会山寻求资金和未能及时进行广泛的病毒检测。
对特朗普有关病毒认知的影响始于1月份，但当时他的注意力在别处：刺杀伊朗军方领袖苏莱曼尼产生的动荡后果，与中国进行第一阶段贸易谈判，以及即将进行的参议院弹劾审判等。
即便阿扎1月18日在电话中向他简单报告病毒的潜在严重后果时，身在佛罗里达其海湖庄园的特朗普，仍表示充满信心，问题会得到解决。
特朗普随后几天在瑞士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接受采访说，“疫情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一切进展顺利。”
回到华盛顿后，白宫以外的声音促使特朗普必须对是否立刻采取行动以及怎样行动作出评估。
▲3月9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员们面对十多年来股市最大跌幅时的表情（纽时插图）
商议对策的闭门会议常常议而不决，有时也松散无效。
其中一个例子是1月27日下午在白宫战况室召开的一次会议。参会者有白宫顶级顾问、低级幕僚、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助手以及数位内阁官员。会议未能形成应付大流行的任务清单，包括实施广泛的检测、加速采购保护装备以及对美国人的行为采取限制措施等。相反地，据阿扎回忆，会议进行了20分钟后，议程突然被新上任的副国务卿比干（Stephen E. Biegun）打乱。他宣布将推出“第四阶段”的旅游警示，强烈建议美国人停止赴华旅游。会议室随即爆发争执。
数日之后的1月30日晚，时任白宫执行幕僚长的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和阿扎一起致电空军一号，就限制中国人旅游入境事项的最后决策请示总统。阿扎径直向总统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警示病毒可能发展为大流行疾病，二是建议对中国的“不透明”予以批评。
特朗普否决了批评中国的建议，说中国采取的对策已经足够有效。至于限制中国人入境的决定，总统说他对疫情的严重性已经了如指掌。他告诉阿扎，不要制造恐慌。
总统的这一基调贯穿整个2月份，这导致其助手们虽然接到有关病毒的一致信息却疏于采取实质性措施应对这场公众健康危机。
▲1月份，在北京机场一家星巴克咖啡厅里，工作人员为顾客检测体温（纽时插图）
2月5日在国会山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参议员们敦促行政部门要更加重视疫情威胁。一些议员询问行政部门是否需要增加预算以帮助地方和各州卫生部门做好准备。政府负责预算管理的高级官员凯恩（Derek Kan）回答说，行政部门至少在现阶段有足够的资金应对疫情，两位参会参议员回忆道。
参加这次会议的参议员墨菲（Christopher S. Murphy）随后发推特说：“我刚离开政府的疫情通报会。很显然，疫情并未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
政府在执行已经通过的计划时也显得犹豫不决。2月中旬，卫生部长阿扎宣布将改造已有的流感监测系统对五大城市进行普遍的病毒检测，以扩大在全国的检测规模，跟踪总人口的病毒传播情况。可惜该计划尚未执行便胎死腹中。彼时，阿扎还在想方设法争取1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而疾控中心提供可靠检测手段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美国的感染病例在2月份和3月已经大幅飙升，而特朗普政府仍未就确保口罩等防护物资及呼吸机等关键医疗设备的供应保障展开行动。五角大楼则采取坐等的态度，表示会听候提供临时医院和其他帮助的任何指令。
2月底至3月初，尽管情况清晰表明不采取更激进措施已经难以应对疫情，特朗普仍被周围分歧矛盾的意见所裹挟。
直到3月11日晚，特朗普才在椭圆办公室宣布针对欧洲的旅行限制，那里的疫情主要爆发自意大利。但在回应其商界朋友的问询时，特朗普仍反对采取社交分离、学校关闭等可能严重影响经济的措施。
▲3月11日宣布实施对欧洲旅行限制后，流行病学方面几位高级专家在邮件上的讨论（纽时插图）
但疫情已在全国成倍蔓延，医院因为大量危重病人的涌入以及口罩、呼吸机等医疗设备和病床的不足而陷入医疗危机。
阿扎等数周前向总统提交的措施此刻终于被置于优先议程。但即便这时，依照特朗普普白宫的标准，对是否封闭全国大多数地区以减缓业已剧烈的病毒传播，仍争执不休。
最主要的焦虑是此举会重挫股市和经济滑坡，从而打击特朗普二次竞选的努力。特朗普还为此听取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施瓦茨曼（Stephen A. Schwarzman）等投资巨头的意见。
特朗普4月初说，“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人当时都质疑这些举措。他们说，还是保持开放吧，我们边运营边抗疫。”
在一次气氛紧张的椭圆办公室会议上，姆努钦再次强调经济会被摧毁，而数周来一直担忧疫情发展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以咆哮回应。他告诉姆努钦说，现在就是啥都不做，经济也会被摧毁。
会议刚结束，前FDA局长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博士前往面见总统。此行也受助于总统女婿库什纳的敦促。他向总统阐明了病毒蔓延的严重程度及发展趋势。负责抗疫团队的彭斯副总统也取代阿扎在说服总统采取行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伯克斯博士实质性促使特朗普就采取更严厉的防控措施下了决心（纽时插图）
然而据一些助手们说，最终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新加入抗疫团队的老资格艾滋病专家伯克斯（Deborah L. Birx）博士。她口气婉转，善于用特朗普喜欢的图表和画面表达思想，而避免用尖锐话语刺激总统。正是她起到了很大的说服作用。特朗普也多次称赞她优雅贤淑。
3月16日，特朗普宣布社交分离的新规定，说这一举措将持续两周时间。面对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跳水，他不断告诉人们，他会随时终止这些临时措施。他常常问自己的助手，为何在采取这些措施后，他的政府仍被媒体指责，诸如未能广泛开展检测等。
3月最后一周，参加抗疫会议的白宫高级顾问康威（Kellyanne Conway）说出了一些助手们的担忧。他提醒特朗普，总统关于复活节解禁的说法不可能实现。她劝他停止关于病毒致死等后果的任何指责。
数日内，特朗普在电视上看到了距离自己童年住家不远的纽约皇后区埃尔姆赫斯特医疗中心的惨象：24小时内13人死于新冠肺炎。
▲埃尔姆赫斯特医疗中心刚收到从其他医院调剂来的5台呼吸机（纽时报道截屏）
(原文链接：https://www.nytimes.com/2020/04/11/us/politics/coronavirus-trump-response.html）
本文作者及简介：
Eric Lipton：驻华盛顿调查记者，三次普利策奖获得者。
David E. Sanger：全国国安记者，在《纽约时报》工作36年，三次合作获得普利策奖，最近一次是2017年的国际报道奖。出版新书《完美武器：数字时代的战争、破坏与恐惧》。
Maggie Haberman：白宫记者，2018年合作获得普利策奖。
Michael D. Shear：加入《纽约时报》之前，曾在《华盛顿邮报》工作并于2007年合作获得普利策奖。
Mark Mazzetti：华盛顿调查记者，2018年合作获得普利策奖。
Julian E.Barnes：驻华盛顿的全国国安记者，加入《纽约时报》之前，曾在《华尔街日报》工作。
